歲月留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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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趙玉明 90 發布時間:2018-10-17

2017年歲末,忽然傳來原廣電部副部長,曾任國家廣電總局局長的田聰明同志因病不幸于1226日去世的噩耗。在與幾位和他有過接觸的友人交談中,大家都很懷念這位作風樸實、敬業,待人熱情誠懇的“老部長”。上世紀90年代由于工作關系,我與田聰明有過多次近距離的交往,留下來迄今難忘的印象。

(一)

田聰明是1990年擔任廣電部副部長。當時,他分管部屬高校工作。我是此前剛就任廣播學院副院長,分管教學科研工作。本來我們兩人缺少直接聯系的機會,但機緣巧合,不久竟然相識,而且我多次參與他主持的有關會議。

我在廣院領導分工中雖然不管財務,但教學科研離不開錢。缺少充足的教育經費,教學科研方面的很多工作就難以開展。當時學校的財務狀況是,每年上面撥下來的教育經費中,人頭費該多少,用多少;日常後勤保障花多少,是多少;教學科研經費剩多少,算多少。以1990年爲例,全年教育經費700多萬元。人頭費約240多萬元,後勤保障約300萬元,業務費(即教學科研圖書費等)約80多萬元(比1989年下降10萬元)。其他爲預留款、結余款等。僅以圖書經費爲例,1995年下撥學校教育經費約1500萬元。按教育部有關文件規定,其中應有5%用于圖書購置,當年應撥75萬元,但實際由于上述原因,實際只撥23萬元,尚不足2%,缺口在2/3以上,由此可見一斑。

作爲廣電部直屬院校,每年的辦學經費是由國家教育經費中開支,根據辦學規模,由教育部撥款。另一類基建經費,由廣電部立項,財政部撥款。此外,再無大額的經費來源。90年代初,剛開始收取學費,但數額不大。如何多方籌措辦學資金,既是廣電部分管直屬高校的田聰明關切的問題,也是作爲學校領導之一的我日夜牽挂的問題。

1993年冬,我在一次參加新聞界好稿評選活動時,聽到一個信息,北京市規定,從在京新聞單位的廣告收入中提取5%作爲北京市教育經費的補充。返校後我向廣電部教育司和學校的主要領導彙報此事,並建議向廣電部提出,可否從中央三台主要是中央電視台的廣告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,作爲廣電系統教育經費的補充,並可以此爲由不向北京市繳納此項費用。可能是我的這次建議起了作用。

1994年10月,廣電部決定設立教育基金。《決定》中稱:基金來源主要是從中央電視台廣告總收入中(扣除成本)按2%的比例征收。爲了合理和有針對性地使用這項基金。廣電部專門成立了以田聰明爲主任的教育基金(後改成教育專項補助金)管理委員會。我代表廣院參加管委會的有關會議,參與討論經費的分配和使用問題。從此,開始與田聰明有了直接的接觸。

當時,廣電部有直屬高校四所,除廣播學院外,還有北京電影學院、浙江廣電專科學校(今浙江傳媒學院)和山西管理幹部學院(今山西傳媒學院)。各校均有代表參加管委會。記得第一次開會時,田聰明說起建立教育基金來之不易,花每一分錢都要精打細算,記憶中起初每年央視提供幾百萬元,以後逐年增加,截至廣播學院劃歸教育部之前,每年固定爲5千萬元。經過討論于1995年制定了廣電部教育基金管理辦法。《辦法》明確提出,教育基金主要用于解決各院校的教學急需,改善辦學條件,支持部屬高校向“211工程”邁進。但究竟把這筆錢用在哪些方面呢?或者說,怎樣才能把這筆錢用在我分管的教學科研方面來呢?這是頗費考慮的。